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現有公車、司機隊伍怎麼辦這兩大難題仍待解決

  中央和國家機關公務員2014年最後一個月的工資條上多了一項新內容——交通補貼,中央層面的公車改革終於在《關於全面推進公務用車制度改革的指導意見》規定的時間節點交上了一份答卷。但面對公車改革在中央層面僅完成第一步,公車如何處理、司機如何分流等問題還未落地;而地方層面的公車改革進程參差不齊。   按照車改“路線圖”,地方車改大幕全面開啟,部分省份已經拿出推進時間表。   在推動公車改革多年的全國人大代表、湖北省統計局副局長葉青看來,這樣的舉措大膽而符合潮流。車改意義何在,還有哪些難題亟待破解?昨日,本報記者對話葉青。   車改最大意義   在於減少財政支出   記者:總體來看,你如何評價此次的中央機關車改方案?   葉青:我覺得這次改革符合潮流,把原來很多單位自己辦車隊變成社會化提供、適度發放車補,是一種比較簡單的市場化方式,也很大膽。此次方案已經出現了幾個足以影響地方車改推行的內容,比如車補分為三等、車補直接進工資條等。   記者:你曾說過,車改的最大意義在於減少財政支出。   葉青:我們可以算一筆賬,一個地級市的處級幹部,為了他的車,一年可能就要花10萬到15萬,現在車改了,他可能一年才能拿到1萬2千元,一比較就可以看出節省的數字巨大。中國有700多萬名幹部,如果沒有車改,一年僅公務出行得消耗約1000億元。   記者:這背後是否也有破除公務員“特權”觀念的考慮?   葉青:對,特別是公務員中的領導,特權更應該破除。有的公務員,覺得擁有公車是一種身份的象徵,現在就要把身份象徵去掉,只發原來十分之一的車補。所以我說,車改就是要把這些“父母官”改造成為人民服務的公僕。   不能因“車改”   降低工作積極性   記者:中央和國家機關的“車補”標準是按級別發放,事實上,同一單位的不同崗位可能需求不同,有些公務員可能經常要下基層,如果補貼不合理,會不會降低他們的工作積極性?   葉青:我覺得這個問題要一分為二地看。下基層可能是一個人,但也很可能是若干個人一起下去。假如5個人一起,其中一個人又有私車,另外的人不就不用花錢了,不就是很大的節約嗎?如果5個人下基層,3個人有車,那就輪著來,“拼車”嘛。再說,不一定非要開車,有的地方有地鐵、輕軌,比開車還方便。公務員不能因為“車改”降低工作積極性,對於這種懶政心理,要出台配套措施,凡是要求官員必須到場而沒有到場的,要追究責任。   記者:貧困地區該怎麼負擔車改成本?   葉青:這個目前還沒有政策。對貧困地區,我想它們的車補可能會相對低一點,因為他們原本的公車消耗就可能比別的地區低。一些貧困地區按照政策規定,可以增加50%的補貼,我覺得還是要“適可而止”。   原來的車補如何下降   是浙江面臨的問題   記者:浙江是公車改革的先行地區,你怎麼評價浙江之前的改革方案?   葉青:我一直很關註杭州和溫州的車改情況,這兩個地方各有特色,譬如溫州把同樣級別的單位分為三類,滿足不同單位的不同需求,單位內部再分為三類,有的處長出去少,就扣掉10%,給出去多的增加10%,這種分類、微調相對來說比較合理,能避免很多問題;而杭州車改採取的一些措施,比如說設立公車服務中心,明確劃分車改區和非車改區等,我覺得都可以吸收到新一輪地方車改方案里去。   記者:你對浙江今後的公車改革有何建議?   葉青:浙江面臨比較大的問題就是原來的補貼怎麼下降。我覺得沒有討論的餘地,國家已經說得很清楚了,已經改的地方,過去多發的錢就算過去了,但是從宣佈車改的那一天開始,一定要按照新的規定來。有些幹部可能會有點抱怨,但是他們應該理解,這已經是“八項規定”提出的第三年了。   兩大難題   仍待破解   記者:中央層面的公車封存和補貼發放工作完成後,車改還有哪些難題亟待解決?   葉青:一是現有公車怎麼辦,二是龐大的司機隊伍怎麼辦。我認為現有公車一律要通過專業機構評估、拍賣來處理,一方面要公平公正公開,接受各方面的監督,另一方面也要採用網絡拍賣等方式,提高效率。同時,公車在等待過程中也會有一定的損耗,至少要半個月啟動一次。對於司機隊伍只能採用分類分流的方式,必要的財政代價是必需的。   公眾也關心封存了的公車的去向,包括具體的封存標準,哪些公車被封存了,甚至被封存公車的具體數量、牌照號以及具體處理辦法,都需要公開透明。這樣可以方便公眾監督,立信於民,也可以杜絕封存公車被違規悄悄“解封”的可能。   (原標題:現有公車、司機隊伍怎麼辦這兩大難題仍待解決) 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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